一种声音 | 产业兴国的底层逻辑在哪里?

1发布 · 2019-08-22 11:19 41

中国之内选大湾区,大湾区内选东莞

FABIE 视角

科技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民众热情最高,需求最旺盛。从科研成果到产品依靠于一个完善的科学成果转化体系,最好的是美国;但在量产只有中国具备这个条件,因为中国高校每年为社会提供800万高等教育毕业生,其中包括60万的工程师增量,是美国的9倍;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一的电气化铁路里程(内燃铁路运力低,成本高);中国精密制造开放性世界唯一,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工业产品代工(系统的制造业能力无法整体迁移,经验门槛极高)。

大家都知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是唯一出路,也只有新技术的产业化之路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为中国创汇,消弭我国经济体系内部的各种矛盾,那我们从底层来剖析中国这条路走不走得通,科技到底能不能兴国,又将以何种方式兴国。

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一定会受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制约。供给方面主要是原料、研发、人才等;而需求方面的制约,就是社会结构,传统观念。历史包袱,社会结构开放度都会影响对新科技需求的释放程度,对新科技的需求程度的释放越充分,科技水平的发展就越快。眼下的中国从电子支付到人工智能、从区块链到5G商用,本是属于少数科技型企业和人才的那些专业名词变成了普通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网络小编的素材、各种APP打开后的5秒广告以及深入到城乡结合部小卖场的海报。中国家庭智能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与频率领先世界,恰似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电报技术的普及,社会需求被充分调动,这恰恰是给了我们中国科技崛起的信心。关于任何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往往是表现出最大热情的国家,也是应用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不仅仅是态度层面的表象,这同时意味着,在需求这一侧,我国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状态,已经为国家科技起飞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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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发现到科研成果、从科研成果到初代产品原型、再到商用化产业网络的连缀。经过世界科技的长足发展,各个产业链条都被充分拉长和自然分切,由不同供应商解决特定问题,各供应商充分开放且灵活度高。一个产品的市场化不再是99%的努力加1%的天分就可以发明的电灯泡,当下的产业社会高度依赖于科学成果的转化体系,不可否认的说,这个方面世界第一暂时依然是美国。

从0到1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从1到N,量产!这个关键环节的突破依赖于制造业的能力,系统制造业的水平放眼全球,无国出中国其右。有一种观点认为精密制造看德国看日本,中国只能说总量还算可观,那为何苹果手机代工选择了富士康?富士康选择了中国?只是价格的原因吗?苹果CEO库克在财富全球论坛上说:“其实多年前中国已经不再是最低人工成本的国家了,这不是我们来中国的原因”。库克表示,苹果到中国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拥有很高的工程质量、技术、工具和材料,只有中国能满足苹果的产品制造需求。也就是说,不是苹果选择来中国,而是苹果没得选。这是因为全球制造业的竞争焦点,就不是谁会造精密设备,而是一个国家的制造体系够不够开放,是否可以为一个第三方的创新企业做精密制造。在这方面,中国的能力在全世界不光是第一,而且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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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有成批大量的制造企业。有人会说,美国也可以这样发展啊?并不是这样,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教育形式和当今中国如出一辙,量产了专业工程师,这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造成如此大破坏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当今美国,就业前景最好、报考热度最高的专业是医学、法律、金融,从社会结构,教育方向和基础设施投入各种方面,美国短期内都无法在这方面对中国形成足够的竞争压力。

举个例子,比如珠三角范围内,富士康1988年在深圳建厂,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富士康的竞争对手是同在深圳的比亚迪。比亚迪当初和富士康一样是做手机这类电子产品代工的,富士康因为在十年前承接了iPhone的手机代工,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制造能力,现今才成为世界第一的手机代工厂,而比亚迪若不是及时转型做电动车,可能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系统的制造业能力,并无法随意迁移、搬来搬去的,相对较高的经验门槛是有地域性限制的。

中国的经济经过多年高速增长,当今的GDP增速有所放缓,部分制造业也向东南亚进行了转移,很多人开始担心起来,我们中国会不会也像阿根廷、马来西亚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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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完全没必要担心,我们这样分析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过多年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已经与世界经济处于一个锁定的状态,尤其是在东亚东南亚地区,“世界工厂”这个定义已经由中国变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制造业聚集区,这种产业格局下,部分工厂向东南亚转移仅仅是这个聚集区的半径扩大了,说明中国影响力增强了而已。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国家或地区能够崛起乃至超越中国的位置。而这种产业格局也让世界经济秩序产生了不可逆的变化,世界经济秩序由曾经是以西方为核心的同心圆结构演变为了以中国为枢纽的双循环结构,中国同时向欧美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输出工业制成品,并且从欧美国家获取科技和高端服务业的第三产业支持,以及从亚非拉国家获得原材料等类第一产业的供给。

中国的中小微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高度专业化分工并且互为配套,通过不断的动态合作形成有弹性的供应链网络,数以万计的隐形冠军企业带来了无以伦比的效率和不可替代性。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快速安全高覆盖率的物流能力,加上完备的产业链及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中国人努力改变生活品质的愿景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坚固的支撑。如此压倒性的规模效应决定了世界供应链网络始终是以中国为核心的。

如果科技企业3.0时代到来,美国和中国大概率依然会保持这种产业链关系,美国拥有科技产业化突破能力,中国拥有先进制造能力,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网络的主脉,谁也不想分开,并且谁也分不开,从这个角度说,贸易战不可避免,但也必然只是世界经济历史的一个插曲。而中国,再次为这个世界即将到来的经济复苏,准备好了成熟的开发区与足够多的优质工程师,以及涵盖全工业门类的几乎所有设施设备,中国经济再次腾飞也将符合经济学一般规律,随着世界经济与科技革命再次驶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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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厂曾经是中国,现在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产业聚集区。大湾区处于这个集聚区的中心位置,拥有数个大吞吐量的深水港口,就刚才提到的聚集区概念而言,大湾区可以说是辐射周边的绝佳位置。


商界一直有一句名言:“企业用钱投票”,貌似将工厂搬迁至越南可以回避高额的土地和用工成本,但细算一笔账,产品质量优势、劳动效率、政策稳定性、社会治安、产品再研发迭代的能力、物流便捷性、原料供应安全性、员工稳定性、员工受教育程度、相当高的涨薪幅度是即将要付出的代价,这样高的不可确定性,对于资本来说便是风险,貌似即将到手的高收益似乎也无法覆盖如此多如此高的风险,相比于这些设厂地段来说,大湾区无疑是稳健的投资选择方向,至少不会发生排华事件,也不会发生政策变化高过川剧变脸的速度。


这样看来,去东南亚投资无疑是一场豪赌。当今双循环结构已经成为现实,欧美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已经失去直接发生经济行为的能力,中国是这个经济结构网络中必不可少的枢纽,离开中国,甚至可以说离开大湾区就意味着和这两个方向同时脱钩,那必然会有其他人承担这个衔接和贸易的职能,那意味着原料供应和客户市场都无法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这些衔接和贸易是一种有价的第三服务业,利润和确定性将再次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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